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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退休改革將學習瑞典,從全民福利到個體責任

發布時間: 2019-04-13 03:00:32   來源:歐洲時報 作者:來米 編譯 瀏覽次數: 評論:0

【歐洲時報記者來米編譯報道】法國退休改革委員會主席德勒瓦經常說,本屆政府關于退休制度的政策變化并不是改革,而是推行統一退休制度。新制度的宗旨是同樣的職業生涯、同樣的收入、繳納同樣的養老金,應獲得同樣的退休金,因為“法國人渴望公正”。未來的退休制度或將采用積分制,參考瑞典模式。

退休后重返職場有望攢退休金積分。(圖片來源:法新社資料圖)

“積分制”是什么

為了“公正和統一”,法國未來的統一退休制將把基礎退休金、補充退休金、私企退休金、公職人員退休金、特殊工種退休金全部囊括,統一核算;計入繳納養老金分攤金額的收入水平提高到社保規定的限額的三倍,比如2019年收入計入養老分攤金的收入水平為40524歐元/年×繳費比例,超過上限部分不扣除、也不納入退休金計算范圍。新法案通過后,收入計入分攤金的限額將在120000歐元左右。

未來的退休制度將用積分制,而非年限制。與現行制度一樣的是,它將采用全民分攤,而非國家統籌注資方式來收繳分攤金,并且獲得的款項將立刻投入退休基金中使用。不同的是,“平等”概念應用更廣泛:私企員工退休時,將不再按照職業生涯中收入最高的25年來結算退休金;公職人員則不再按照最后半年的工資水平來計算退休金。最少工作年限的概念也將被取消。

按照積分制來計算退休金,同時意味著每位法國人凡繳納一歐元退休分攤金,即可獲得同樣多的退休金。根據現行規定,如果某個季度收入不足以繳納養老分攤金,將來計算退休金時,該季度將不被計算在內。將來的積分制可避免這樣的空檔期出現。而且一旦攢夠積分,人們即可退休,無需為了獲得全額退休金而延遲到67歲才退休。

瑞典模式:從全民福利到個體責任

1913年瑞典議會通過全國養老金法案,正式建立養老金制并于1914年開始實施覆蓋全民的公共養老金制度,當時由基本養老金和補充養老金構成的制度體系具有鮮明的“全民養老”的特征。

20世紀80年代受經濟形勢及人口老齡化影響,瑞典養老金陷入入不敷出的財政困境,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養老金制度進行改革。1998年通過養老金改革法案,引進了名義賬戶和累積制賬戶,實行靈活的退休年齡機制,繳費模式由固定給付型(DB型)逐漸向繳費確定型(DC型)轉變,加重了個人養老責任,減輕了政府財政支出壓力。2003年修改完善的瑞典養老金體系正式建立,形成了分別以保障養老金、公共養老金、職業養老金和私人養老金為養老保障制度的多支柱體系。

簡單說來,瑞典80年代以來的改革實際上是完成了從全民福利制到以個人為基礎的養老金收支體系的轉變,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經濟環境變動、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但法國《解放報》引述2017年一份報告稱,改革之后的瑞典退休體制導致92%的女性和72%的男性退休金減少。

另外應當注意的是,瑞典制度的一個關鍵是現收現付,每年根據當年收集到的在職人員繳納的養老分攤金和經濟增長情況發放退休金。也就是說失業率高、繳納少,或者經濟情況不佳,養老金會相應減少。但另一方面,這種模式也避免了將養老“債務”轉移給后代。

美國模式:活到老干到老

改革后的瑞典模式與美國有某些共同點。美國普通民眾的退休金,主要分為三部分, 即社保退休福利、雇員養老金計劃以及401K補充退休計劃。領取社保退休福利,金額計算上主要看兩方面:一個是積累的社會安全養老金的點數,另一個是年齡。獲取退休金必須積攢40點以上,月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可積點,但每年最多四點,因此工作十年以上才有可能拿到退休金。

據2013年數據,法國老人最終到手的退休金占工作期間薪水的66%左右,美國老人則為41%。

2016年,美國社安署向近6100萬名老人發放退休福利金,在65歲以上者當中,對21%的夫婦和43%的單身/喪偶者來說,社安金是他們90%以上的收入。

401K或類似的補充退休金計劃,主要是公民自己的專項存款,國家對這部分收入暫時不征稅。60歲后便可以取出來,但屆時需要繳納收入稅,由于年老者的收入低,所以稅率會變少。但401K可以解決的問題微乎其微,一般收入的美國人只能向其投入工資的5%到7% 。

雇員養老計劃決定于工種和企業,公務員有特殊體制,可以拿到相對優厚的退休金。總體來說,一個工作了35年、每月收入都達到社保積點點美國退休老人,每個月最終拿到手的錢約為工作時的半數左右。美國聯邦政府統籌的社保養老金在2015和2016年,在正常退休年齡66歲退休的美國人取得養老金最高是每月約2600美元。

在美國,延遲退休、退休后打工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缺錢。勞工局數據顯示,2013年,65歲以上的美國男性之中有24%的人仍在工作,65歲以上的女性中有15%的人仍在工作。

“福利國家”產生的時代背景:斗蘇共,緩和階級矛盾

現在歐美國家所謂的包括養老金在內的社會保險,是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矛盾和階級矛盾發展的結果。工人階級堅持階級斗爭,為自己爭取到一些社會保障。另一方面,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1930年代經濟危機的打擊下,失業、貧困導致階級矛盾突出。掌權的資產階級政府給底層民眾一定“實惠”、宣傳“福利國家”概念,目的是抵銷社會主義思想在工人中的傳播,“購買”國內的政治安定,維護統治地位。

“工人在資本主義之下得到的福利越增長,他們就越安于并容忍資本主義制度,就越放棄一切不可靠的冒險企圖。”這是“福利國家”產生的時代背景。

盡管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精心設計的福利計劃在一定時期內緩和了勞資間的矛盾,尤其是抵擋了迅猛西進的社會主義陣營。但它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實質,更不是所謂的“全民福利”。最明顯的一點--社會保險和福利措施是工人工資的直接扣除(雖然有一部分是雇主支付,但也是工人勞動創造價值的一部分),工人享有的社會保險和福利措施,實質上是資本家為獲得勞動力,所支付的維持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價值的一部分。當社會福利金庫缺錢,解決方法是增加工人的稅收額度、延長勞動年限、減少福利……同時,政府又規定紅利、利息、租金等諸多非勞動收入一概不必納稅。

當然,工人所得到的“福利”金額相當有限。以養老金為例,法國、英國、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在達到法定工作時數、并繳納全額社保退休后,通過社保金庫拿到的退休金只有原工資的半數左右。另外,“高稅收高福利”的模式使人們對生產的熱情減退。工作的低收入者,納稅后的收入,不及失業領取救濟金的家庭。龐大的福利開支逐漸變成壓在各國財政上的沉重包袱。除了增加工資稅捐比例,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招是把這筆開支加到商品消費稅中去,轉嫁給工薪階層,又造成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

“福利國家”窮途末路?

相比歐洲國家,美國福利政策開始的晚、收緊的早。1929年,經濟大蕭條產生羅斯福新政,才開始出現全國性福利政策。1960年代約翰遜主政時期,將福利政策推廣到包括公共醫療保險,食品票,住房補助等各種項目,導致政府負擔加重、納稅主力中產階級不滿。因此在1980年大選時,共和黨的里根以壓倒優勢擊敗卡特,實施“里根經濟學”--縮減社會福利,同時給予政策支持讓有錢人更富有。期望富人隨后大量花費及投資,使社會各階層皆獲益。里根的經濟政策雖然使美國人的財富總體提高,但拉大了貧富差距。里根的繼任老布什和克林頓,以及后來的奧巴馬繼續縮減社會福利,但無法拯救持續走高的赤字和債務。

大西洋另一側的歐洲,1979年,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上臺伊勢就猛砍失業和家庭補貼,削減了20億美元開支,1980年又再度削減48億美元的公共開支。1999年、2013年,英國相繼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福利改革,進一步縮減社會福利。2017年起,英國限制發放兒童福利金,每家最早出生的兩個孩子才有權領取福利。

可以說,馬克龍的養老金改革以及一系列削減社會福利的措施是步其他幾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后塵。然而,作為“前車之鑒”,擠壓窮人錢袋的政府并沒有以此換得經濟美景。美國財政部最新報告顯示,2018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達到約7790億美元,創2012年以來新高。特朗普減稅及軍費支出增加,導致美國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已接近80%,隨著人口老齡化推升養老金和醫療保健支出,預計到2030年這一比重將升至100%。2017年,英國人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儲蓄的比率降至50年來的最低水平,用卡借貸也創下新高。

瑞典一度領跑全球各項平等指數,如今仍然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但其自1990年代中期起開始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走向自由市場、富人與企業低賦稅、福利國家政策與實質工資的削減。導致的后果是--瑞典不平等發展的速度大大加快:2012年,收入前10%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10%的人的6.3倍,在2007年是5.75倍,在1990年代則是4倍。瑞典收入在前1%的人,他們的稅前收入總額占全體國民稅前收入的份額,在1980至2012年間幾乎翻了一倍,從4%提高為7%。若包含資本收益在內,該數據可增至9%。2018年9月大選中,瑞典執政黨社會民主黨以28.4%的支持率“慘勝”,支持率卻創下數十年來最低,極右派民主黨成為國會第三大黨。

(編輯: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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